岁月流转，光影留痕。一代代峨影人扎根片场、潜心创作，以赤诚坚守光影理想，以匠心耕耘影视沃土，把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峨影。

峨影服装师于爱国的职业生涯，始于一次转型。上世纪八十年代，原本在峨影洗印车间工作的她，恰逢行业环境更迭，凭借对缝纫技艺的热爱，转入厂内缝纫组，正式投身影视服装行业。初入行的她虚心向前辈学习，在实践中摸索成长，参与拍摄的首部电视剧便斩获第三届飞天奖。此后四十余年，她深耕服装岗位，先后为《血魂》《死期临近》《黑太阳南京大屠杀》等多部经典影视作品担纲服装工作。常年驻守片场，她从容应对各类现场突发问题，极致打磨服装细节，以一针一线塑造人物形象，在日复一日中坚守。

早年影视拍摄条件有限、创作过程艰苦，但老一辈峨影人始终怀揣对艺术的敬畏之心，专注细节、潜心创作。于爱国老师始终恪守岗位职责，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每一次拍摄、每一套服装，用踏实务实的工作作风，守护着峨影经典作品的影像质感。

本期《我和峨影》，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峨影服装师于爱国老师与峨影的故事。

小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服装工作的？

于爱国：我大概是在1981年开始从事服装工作的。在此之前，我是峨眉电影制片厂洗印车间的一个印片员。当时因为大的环境，洗印工作逐渐走下坡路了。后来想一想，我比较喜欢搞缝纫。我们这有一个劳动服务站，他们就让我从洗印车间出来后，到劳动服务公司搞的一个缝纫组，干了大概一年。后来就直接把我并到服化道车间去搞服装，因为有一点点缝纫基础，就去了。

小峨：您参与的第一部戏是什么？

于爱国：米家山导演拍他的第一部电视剧时，让我去，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也没什么经验，就虚心地跟一些老的服装员老师取经，取经完了以后就大着胆子就上了。

那部戏主演是张国立，还有傅丽莉、朱琳，以他们三个为主，讲的是年轻人谈恋爱的故事。那部戏搞得还不错，组里团结得也不错，米导工作也非常认真，整个摄制组很和谐。非常荣幸的是，那个组得了第3届飞天奖，一个人发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那个年代半导体（收音机）还是比较红火的一个物品。后来又上了一个张西河导演的戏，《豆腐西施》，是在青岛拍的一部电视剧。我就从此踏上了干服装的工作。

小峨：您后来还参与了哪些电影的拍摄？拍摄时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于爱国：王冀邢导演的《血魂》，那会儿有张丰毅、石兆琪、高强、孙敏。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宣传力度，但是由于王冀邢导演也是一个很严谨的导演，我们这个剧组也干得非常愉快。

有一件事情印象比较深。当时我们在山上拍戏，有一天，服装上有一个小小的纰漏。演员的衣服都是白色的中式对襟衣服，那演员刚一坐好，导演看了一圈就说演员的衣服不对，我们说怎么不对呢？一看，颜色有一点点差别。我们又从山上连滚带爬地下来，找了一个司机，到驻地把衣服拿回来。我觉得导演的眼睛太锐利了，也是拍得非常好。

跟着我又上了一个谢洪导演的组，《死期临近》，主演是林芳兵和孙淳。当时有一个什么事情发生了呢？林芳兵的耳环应该是一对，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一个。这个事情不属于我们服装管，但是在现场再去拿时间来不及，后来怎么办？后来就拍侧面，这面（掉耳环那边）就避开了，（就这样）也把戏拍了。

在南京拍《黑太阳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也有个小小的插曲。当时中华门是晚上在拍，中华门是个通风的地方，太冷了，我们里面穿的棉袄，外面穿的军大衣，袖子往里钻风。最后我们找场务要了铁丝儿，把袖子全卷上，这样风就进不来了。

导演牟敦芾在这个剧组也是非常认真地拍。有一天拍的是日本人屠杀南京居民的戏，剧本写得非常清楚，有一个镜头是日本人穿了一双靴子，踩到中国人的身上和头上，而且写得明明白白是左脚。

当时我带的助手，给她的任务是准备日本人的服装，她没有经验。日本人的服装都是靴子里头套一只靴子，就是一双靴子，她没看，拿了一个鞋子塞进来了。到了现场，把演日本人的演员叫过来，把那鞋子一穿，一顺风两个全是右脚，我们就傻了。现场因为要准备下一场戏，没办法，我就去找摄影。摄影当时是宋建文，因为都是厂里的人，给了一点点时间。我们就趁着换机位的空档，赶紧回去拿鞋。像这些事情在我们拍戏当中是不可避免的。后来我电影就拍得少了，转向电视剧了。

小峨：厂里的变化有哪些？

于爱国：厂里变化确实很大，把原来那些废旧的不太好用的地方都变成了可以利用起来给厂里争利益的摄影棚，整个环境搞得非常好，对老同志来说心里也比较欣慰。有五几年进厂的，我们那批是70年代进厂的。五几年拍厂里第一部戏大概是《达吉和她的父亲》，后面是《嘉陵江边》，再往后面又是《春潮急》，后来又拍了《年轻的朋友》，都挺好的。现在看了厂里的变化，挺欣慰的。我觉得峨影厂还是有希望的，尤其这么多年轻的导演，年轻的各行各业上来的（后辈），我觉得都挺有希望的。